樊轶侠 孙维

　　改革开放近40年来，财政改革在各项改革中总是承担着突破口和先行军的角色，发挥着引领作用，是最值得关注的。然而，我们对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普遍停留在现象和事实描述层面，未能从理论高度来诠释财政发展改革的伟大实践。

　　构建中国财政理论体系，需要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总结基本经验，提炼高度抽象的基本原理。由于传统上将财政问题归为经济范畴，财政学也就当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严重制约了财政学的学科发展。实际上，财政学并非是哪个学科的分支，而是一门基础学科。

　　新市场财政学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入手，把财政、税收、公债、财政调控等财政重要命题进行梳理，主要归纳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入手，分析财政自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做好宏观调控。二是分析政府间财政关系。三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把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管理工作主线确定为“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这四个意识。

　　该团队提出了“新市场财政学”的理论构想，试图摒弃主流财政理论一直秉持的“政府——市场”二元论，从多学科角度重新考虑市场的角色定位。该团队认为，随着国内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采购以及PPP等新经济现象的出现与发展，西方主流财政理论已经不能对此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一是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研究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这一出发点本身存在很多缺陷。二是财政理论被“经济学化”后失去了学科本身的特征。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公共管理运动就在推进政府与市场机制的融合发展，只不过财政学界缺乏对这方面的关注和解释、跟踪，在主流财政学的研究范式中被“有意忽略了”。失去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的财政理论开始走向没落。为此，该学派倡导新市场财政学的研究范式。新市场财政学对传统财政理论的继承主体体现在社会共同需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平台论以及不完备合约等方面。新市场财政学对传统财政理论的批判主要体现在，摒弃了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说”，转向“市场平台说”，并运用“剩余控制权”“约定控制权”理论来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共同需求、公共选择、市场平台观三个假设前提下，分析经济社会中的财政新现象、新问题。

　　国家治理财政学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课题组从财政、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入手，从历史、逻辑和中国国情三个方面批判地分析西方主流财政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的可行性。从现实来看，财政学理论始终应当与国情相适应，我国极高的国家自主性，限制了西方主流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另外，该课题组对“蒂利模型”进行财政学解读，试图构建不同于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新框架。

　　该课题组将新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划分为计划经济财政学、市场经济财政学和国家治理财政学三个时期，提出了国家治理财政学的基本要点。国家治理财政学将对“国家”的分析纳入到财政学的一般研究范式中，以弥补财政学中没有“国家”这一逻辑上无法克服的缺陷。不同的国家、国家自主性不同，国家介入经济领域的程度就不同，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亦不同，由此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导致财政学也因此有所区别。中国的财政学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并遵循一定的路径依赖。

　　“蒂利模型”不回避国家的暴力本质，视财政为提高国家能力的手段，而不是束缚国家能力的锁链，故而展示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财政原理，即财政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两者是一种共存共生关系。“蒂利模型”说明，财政收入是国家汲取行为的主体，财政支出则支撑着国家以控制暴力为目标的所有活动。不论是对外作战、对内治安还是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供了一种最直接的理论解释。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